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两大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了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
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今世界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暗流涌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国有责任也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新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党适应新的情况、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思想、培育新的理念、提出新的战略，引领新的伟大斗争。今日之中国，为了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顺应历史和时代要求，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精辟分析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在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认识的同时，探索和回答了怎样治理国家、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问题，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飞跃，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顺应了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P284)一个政党在某一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都是由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集中起来，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P512)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世界格局的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决定的，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时代逻辑和现实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进行艰辛的探索，但这种探索是有规律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决定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要求的统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的内容和任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一五”时期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得到大发展。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层级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在国际形势和亿万劳动群众生产热情的鼓舞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规律的要求，想片面地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搞一大二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进一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解放生产力入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适当调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加、国家实力大提高、人民生活大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溯源这些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性，就在我们把中国搞活的同时，却出现了许多乱象。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放开”，之后又进一步强调“放活”，为经济建设“松绑”；这时虽然也强调“两手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开始出现淡化主流意识形态、放弃“原则”的现象，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接下来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放松”、“放任”，对党员干部放松了纪律和规矩要求，一些人放松世界观、人生观改造，思想道德严重滑坡，出现了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嘴就任性，有的人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去哪里去哪里；极少数人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走向“放荡”或“放肆”，做人做事用权毫无底线，践踏一切党纪国法，这些乱象的产生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使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
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乱像，引起人们对党的命运、国家命运的担忧。这就要求我们治乱，建设一个活而有序（搞活，不能搞乱；治乱，不能治死）的社会。从而解决伴随改革发展而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把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矛盾没有变，但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都有了变化。人民需求方面不再是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而是逐步提高生活质量、追求健康幸福；社会生产方面部分低端产业产能过剩，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人民需要。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当下的中国出现了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中国社会处在结构调整、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转型升级和小康决胜阶段，然而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是“现代国家治理跟不上。”
这一问题体现出的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要继续解放生产力（生产方面加强供给测结构改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一是进一步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二是解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在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四是要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制度现代化问题，解决制度执行力问题。在这个阶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给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是国际格局变化对中国发展的要求
国际力量对比是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形成的基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必然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调整。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由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出现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存在的弊端愈发凸显，进而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因此，各方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以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为特点的两极格局。随着苏联解体，国际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格局。其基本特征是: 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并努力打造单极世界;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多强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单极世界的形成。进入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持续变化，传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力量在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进入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决意报一箭之仇，接连发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得到了全部盟友的支持和世界多数国家的同情。然而，仅两年后，当美国绕过联合国以不充分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却遭到相当多国家的反对，甚至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北约重要成员也同俄罗斯联手反对这场不义之战，从而导致西方世界分裂，使美国政府政治上、道义上更加弧立。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进一步重创了美国的软硬实力。美国的实力和形象因两场战争已遭损伤，华尔街泡沫演变成的金融海啸殃及全球，更使美国金融与经济连遭重创，社会与民众心理饱受打击。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呈现颓势，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尤其是中国经济逆势而起，2008年中国GDP总量为4.22万亿美元，不到美国GDP总量14.33万亿美元的1/3，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10.8万亿美元，已接近美国GDP总量17.9万亿美元的60%。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事实上的世界经济新引擎。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作为新兴国家中发展势头最好、崛起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得国际格局朝着偏离美国一超独霸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壮大虽然存在矛盾心理，但依然期望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更多地支持和参与到国际治理新格局中，这样有利于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尤其是随着当今世界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难民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增多，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要求，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与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国际利益格局调整，进而促成国际秩序变革，既是出于自我利益需求，也是崛起大国的一种责任。我们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要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国际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国际格局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的关系，新的国际格局需要以新的实力对比作为参照，新兴国家推动国际格局变革必须有不断增强的实力基础为后盾。为了推动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对新兴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国需要继续保持国力提升的规模和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不应只是经济实力，而应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全方位的崛起。只有提升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中国才能继续推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结构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进而改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当今世界各种力量较量的关键、实力对比和博弈的核心是看谁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本质上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也是世界格局变化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要求。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顺应了党的伟大事业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的百年愿望和热切期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华民族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遭受的折磨和苦难世所罕见。中华民族的复兴任重道远，历史的分为立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富国和强国三个阶段。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经过艰难困苦、浴血奋斗，完成了立国的任务，并为富国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并为强国奠定了基础；如何治理好国家，使中国更加富裕，并在富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成为历史赋予以习近平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
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个在实践中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苛求前人，仅仅是指解决这个课题的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许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囯家所面临的大范围、全局性、长时间的矛盾和问题，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可行方案。
列宁虽然经历了几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他生前也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计，而且在初步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方面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因而对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探索和持续实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虽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和总结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没有解决好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正是导致苏联国亡政息的重要原因。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一度照搬了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苏联治理社会的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我们较快地作出了调整，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果。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发表的两部光辉着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我们党这一时期在这方面的探索成果。但是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视角思考国家治理问题。经过3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的来看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立国）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使国家逐步富裕（富国）的历程我们己经走过；而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如何治党治国治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逐步走向富裕强大（强国），这个任务己经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以及后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逻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逻辑的统一、国际格局变化和国际秩序调整与中国发展内在要求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亿万人民群众期待和愿望的统一，其产生和形成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其内容主要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形成了一个包括执政主题、执政主线、战略目标、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理念、外交战略、战略保障在内的相对严密的体系和理论框架。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采取什么战略举措，发展理念是什么，战略重点是什么，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战略保障是什么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一）提出并破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国家会很快消亡。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共同胜利论”的创新和发展，领导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而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榜样。既然社会主义是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它自然不可能很快创造高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率，进而实现国家消亡，而是要利用国家的强大组织力量持久的推动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条件，这样就产生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但由于多种原因，列宁并没有形成如何治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理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共产党人的跨世纪难题。原苏联东欧共产党由于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了国亡政息，我们党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也曾遭遇曲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治党治国治军、管理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过去我们提出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提出来的；这是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和我们全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创性贡献。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的，因而我们党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也为一些国家的探索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没有再将社会主义划分若干阶段。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思想，曾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4］(P116)。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
1964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党的领导人曾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认为应“把标准放低一点”，在20世纪末只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社会，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在21世纪中叶也只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三大将邓小平同志的构想概括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78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本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只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还不是全面现代化；只是达到中等水平发达国家，还不是最发达国家。到那时，我们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2015年美国、德国、英国人均GDP分别为55904美元、41267美元、44117美元，我国为8280美元，据计算，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4.8%，德国的20%。英国的18.7%，35年后，我国的经济总量即使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如果讲人均指标，差距还存在。这就是说，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还要继续奋斗，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达到最发达国家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思想，把党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的任务结合起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新三步走”战略目标。2013年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他明确指出：“我们已经确定了今后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5］。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只是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还不是全面实现现代化。那么，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达到发达社会主义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能不成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之后第三个一百年，即改革开放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它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性和奋斗目标现实性的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三）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解释、分析社会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马克思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在现实中又时常表现为一种结构性关系，因而应把社会理解为一种在矛盾运动作用下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有机的整体构成物。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四个核心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因素）、上层建筑（政治、文化因素）。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剖析,对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作了集中论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P32)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呈现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完整景象，使社会成为一个以经济结构为基础、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显着特征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系统，而每一个系统又都有其特定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是由其子系统构成；必须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要认真分析社会结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便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做出解释；社会结构的内在要素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协同性，正是因为结构要素各自之间的这种协调、协作形成了协同效应，推动了事物的发展。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阐释了社会结构的一般原理且其创建是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典型形态入手的，所以对于不同时期、具体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最主要的是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运用于中国现实，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社会结构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特征。它是由目标系统（近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可以置换为中期、远期目标）、动力系统（全面深化改革）、平衡系统（全面依法治国）和导航系统（全面从严治党）组成的社会大系统。系统中的每个要素又都是一个子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与人的幸福指数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是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有目标指向、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导航机制，如同一列奔驰的列车，缺乏目标系统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缺乏动力系统就会失去前进动力，缺乏平衡系统就会侧翻倾覆，缺乏导航系统就可能倒行逆施，因而“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必须协同推进，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使这一理论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意义。
（四）提出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分析，揭示了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共同胜利”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包括：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调节等。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学说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说”，创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理论，领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包括革命和建设理论在内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但由于种种原因，列宁仅完成了理论创新的一半，即仅创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未能创新其建设理论。十月革命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却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的新社会去建设；还必须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社会主义，却采取了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资本的措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一度陷入了困境，进而导致在两种制度竞争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失利。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开辟了人类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8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顺利完成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一个单一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向开放的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开放经济转型，取得了辉煌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这个时期,增长速度开始换挡，结构调整出现阵痛，传统增长方式亟待转型，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效应递减，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突出。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方向必须转换，要寻求经济发展“新”的路径，也向我们提出了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课题。由于中国之“大国经济”的特殊性，注定了传统发展中国家经验和传统经济学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中国必须通过改革实践进一步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将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状况概括为“新常态”，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等。这些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进一步创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五）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与时俱进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都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和鲜明的立场情怀不仅科学地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更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从来不是抽象的教条，其现实形态总是在与具体国家、具体时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焕发生机、丰富发展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问题。1956年,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研究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发表了着名的《论十大关系》，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精辟论断，并领导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后来我们党又适时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坚持科学发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论断。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经验的不断积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随着实践、时代发展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同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历史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新起点也伴随着新挑战，经济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7］(P64-65)。新常态带来经济运行新特征、新规律、新要求，只有主动适应，科学把握，积极作为，才能抢占先机，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总结国内外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分析当代中国实际和未来发展大势，进一步鲜明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这里，创新发展不仅仅是指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是要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协调发展也拓展了新的内涵，要求硬实力与软实力相协调，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绿色发展不仅是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是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开放发展不仅是引进技术和管理、出口商品和服务，而是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共享发展也不仅是要求先富帮后富，而是把其上升至社会主义本质内在要求的高度，要做出制度安排，实现共建共享，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动力、发展要求、发展条件、发展道路、发展主体、发展目的等重大问题做出了创造性地回答,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六）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和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
列宁曾指出：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即使“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8］(P699)。一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外部国际环境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即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围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阐述了一系列既继承前人又富有创新精神的重要思想观点。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9］；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优势决定的，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要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原则，坚决抵制西方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那一套，同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广泛吸收借鉴当代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实现制度体系的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坚持兴利除弊，绝不能动摇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转轨到西方的政治体制上去，这一点绝不能有任何含糊。这些富有创新性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为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根本方向和正确路径。
（七）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两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因素，缺一不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他们始终将意识形态看作是“阶级意识”，主流意识形态是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始终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以后，必然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由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没有任何私利要维护，因而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0］(P286)。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自觉意识，马克思一般称之为“共产主义意识”。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党性的本质要求。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方向。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11］(P1059)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P378)。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内和社会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的情况［13］(P305-306)，加之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西化”和“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导致一些人价值观严重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这些现象的出现，严重搞乱了人心、涣散了斗志，造成党的政治信任的流失，干扰和破坏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于意识形态斗争面临的形势、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途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回答。明确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4］，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意识形态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在当代中国，坚持意识形态的党性，核心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站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党的意识，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意识形态的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必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着眼于推动人民群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坚守，尊重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宣传舆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同时要全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的能力与水平；在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的同时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党校高校教育工作者，党的宣传舆论、文化艺术工作者，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扎扎实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担当，不辱使命，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的安全。这些新的思想和观点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在新形势下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八）深入探索治党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性质的要求和优良传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延安整风，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做到“两个务必”。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我们党首次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并就执政条件下如何从严管党治党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5］(P380)，“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16］(P381)。随着党的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如何在新的伟大斗争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续写赶考的新篇章，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实现中国梦、夺取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深刻总结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管党治党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提出了“打铁还要自身硬”、“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治党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阐述了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17］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全体党员和党的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18］。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19］。各级党委纪委要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教育要突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制度要精，要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培养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持续深入改进作风，要咬住“常”、“长”二字，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要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尤其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党的纪律规定，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坚持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必须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标本兼治，逐步形成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要强化党内监督，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20］；紧紧依靠人民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将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根本标准。这些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如何管党治党的重大历史课题，不仅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同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宝库，把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
（九）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在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党指挥枪”、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等一系列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等强军兴军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就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强军目标、军事战略、国防和军队改革等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鲜明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什么要强军、怎样强军，打什么仗、怎样打胜仗，为什么要深化改革、如何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强军梦、强国梦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但世界依然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世界急剧变化增大了我国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我国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对我军提出严峻挑战，我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握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要听从党的绝对指挥，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这个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军队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必须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要毫不动摇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丰富和完善其内涵，“我们希望和平，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21］；要把4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培育“四有”军人，即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要坚持战斗力标准，深入研究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围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眼于贯彻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着眼于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着眼于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着眼于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着眼于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任务，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2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的新篇章。
（十）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自从20世纪初世界上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相互之间及同其他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然而由于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决定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所以列宁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只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一时的关系，这种和平共处只能是短暂的，不可能是持久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提出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不同社会制度以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但由于二战后两极格局的形成和旧的国际秩序的影响，世界上形成了按社会制度划分的不同国家集团，战争的阴影仍时隐时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由紧张对抗逐步走向缓和对话，与此同时，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国际间的竞争已从军事方面转向以经济、科技等为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敏锐的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不同社会制度以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长期和平共处是必然的。两极格局解体后，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充分显现，中国经济逆势而起、高速发展，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5%以上。中国的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国际上一些人的担忧，“中国威胁论”随之出现，这就需要当代中国领导人提出适合中国自身地位和发展要求的新的国际关系理念。
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各种矛盾冲突层出不穷，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恐怖袭击、核武器扩散等全球性安全问题，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些问题单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各国共同携手才能解决。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中国发展大势和世界发展新动向，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3］。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践行，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宝库，为开创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提供了基本指导原则，也为未来的世界发展勾画了美好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系统总结了我们党的执政经验和世界上其他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其蕴含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政治智慧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又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创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是当代中国最鲜活、最管用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正在经历深度的社会历史变革，当代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只要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我们就能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好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而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