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过去80年了。80年来，世界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无论世界和中国发生怎样的变化，长征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意识中始终是难以忘怀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毛泽东同志对长征的评价。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毛泽东同志对长征的评价是着名的三句话：“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段话是毛泽东同志于1935年12月，在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就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并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从北京直飞固原，驱车70多公里到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次专程来这里，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今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想重点讲两个问题，一是正确评价红军长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二是正确认识红军长征精神。
一、正确评价红军长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就三个话题作一下说明。第一是讲一讲关于“长征”一词的由来，第二是讲一讲国内外研究红军长征的状况，第三是讲一讲长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关于“长征”一词的由来与落脚点
1.“长征”一词的由来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我们说长征是伟大的，但长征是被迫的。对于长征，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管我们叫“共匪西窜”，而在斯诺的笔下则称为“西行漫记”。这三种不同的说法，也表现了三种立场和观点。
那么，什么时候使用了“长征”这一名词呢？
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王明于1934年11月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第一次使用的。但是，王明所使用的“长征”的概念，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
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1期刊载了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开始有了“长征”概念的内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因为这份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所以最早提出“长征”以及“万里长征”概念的，有人认为是徐向前。到了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说红军长征共经过了11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目前最早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文献。
还有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红军进入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在5月22日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最早使用的。布告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也有学者认为，“长征”一词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在1935年2月23日于贵州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最早使用的，该文件指出，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
以上我们引证了相当一部分资料，就是要说明“长征”这个词的由来。可以看到，王明虽然最早使用了“长征”一词，但那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真正用“长征”一词称呼红一方面军战略大转移的应该是红军总政治部，也就是王稼祥、李富春在1935年2月23日于贵州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以及朱德在1935年5月22号于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两个文件中提及的“长征”指的才是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词，那是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的事。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长征”一词的由来。
2.共有几支部队参加长征？
红军长征有几支部队呢？我们现在说，共有四支部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四支部队包括三个方面军和一个红二十五军。也有人把它称之为“3+1”。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至于红一方面军在江西是十月哪一天出发的，具体时间并不一致，之所以出发时间不一致，是因为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是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出发的，出发的具体时间在10日、14日、16日的都有。中央红军是在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行军的里程超过了两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指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出发的时间比中央红军晚，但是它离陕北的距离比中央红军近得多。所以于1935年9月15日率先到达了陕西延川县永平镇，行程将近1万里。这是第二支红军。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由四川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然后中央红军北上，张国焘率部队南下，所以又分开。因此，红四方面军的出发时间是1935年5月，到达陕北的时间是1936年10月，并在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第四支是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是原来的红二、红六军团，主要领导人有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他们是在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宁夏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由于分别处于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之中，这四支红军长征起始时间、地点各不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四支长征队伍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而二万五千里指的是其中一支，就是红一方面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红军的行程。
有人会问，这四支部队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什么没有红三方面军？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当时中央没有一个统一的建制，所以才有了缺少红三方面军的问题。1930年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浏阳会师，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组成，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合编成立。红二方面军是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的指示组建的。所以说，由于当时没有统一建制，因此缺少了红三方面军。这也是一些人特别爱问的一个问题。
1935年10月至1949年，在毛泽东的意识里,长征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所以毛泽东在论及红二、红四方面军或红军三大主力从南方转移到西北的军事行动时,就不用“长征”，而用“转移”一词。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认识慢慢发生了变化，渐有将二者合而为一的趋势。1962年至1964年，毛泽东已将长征看作红军三大主力的军事行动。1975年，毛泽东借话剧《万水千山》,以谈党的文艺政策的形式对长征主体问题又一次表明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毛泽东在《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中，谈及《万水千山》时指出：“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这说明毛泽东晚年时认为长征应该是包括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而不单纯指中央红军的长征。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讲的长征，就是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3.关于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
关于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究竟是哪一天，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日应以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之日即1935年10月为始点计算。这种观点的依据是1975年10月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刊发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社论。这是第一种观点，就是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日子作为长征胜利纪念日。
第二种观点认为,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不应以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为计算始点，而应以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之日，即1936年10月为计算始点方为正确。
一般而言，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比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还要早一点，但都是在1936年10月。所以红军长征的时间严格说来就是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整整两年。
4.关于长征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
过去说长征，一开始就是要北上抗日。经过研究，学者们认为把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目的地、并最终把立足点放在陕北是有一个过程的，其间经历了多次变化。有学者把战略方针的变化概括为历经以下的演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迟至1934年9月，“三人团”已决定转移到湘西北去会合贺龙，这是最早的军事战略目标。
从通道会议开始，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红军放弃去湘西,确定并着手实施“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这是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转变。
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
1935年5月中旬的会理会议决定立即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实现了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二次转变。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两河口会议，中央提出“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为什么要占领新疆？因为新疆地处最远，是边疆，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和苏联靠近，我们能够得到苏联共产党对我们的接济。
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
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红军到达直罗镇，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抵达哈达铺前后，中央领导人得知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的消息，毛泽东随之宣布首先要打到陕北去。因此，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陕北有两支红军，一支是原来陕北地区的刘志丹、谢子长的红军游击队，再有一支是徐海东带领的红二十五军，他是先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中央到达陕北后，面临着给养困难、地域有限等实际困难，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决议明确规定，把“打通国际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正式形成和苏联援华抗日道路合法开通，革命大本营最终确定在陕甘宁边区。这是落脚点的形成，这个落脚点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不是在一开始就提出要到陕北。
5.关于长征的三军会师地
对于三军的会师地点，原来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这两次会师称为红军三军大会师。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
近年来，宁夏党史研究室有学者提出三军会师同心城的观点。他们的理由主要是什么？他说，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都是两个方面军的会师，不能叫“三军”会师。而1936年11月初，准备进行山城堡战役的三大主力红军都转移到同心地区，并于12日在同心城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三军大会师”地点应为静宁和会宁。其理由是：1936年10月10日发布了《中央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通电》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多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当时中央的文电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因此，我们今天说“三军大会师”的地点，还应该是在甘肃的静宁和会宁。
（二）国内外研究红军长征的状况分析
1.国内研究红军长征的状况
对于红军长征，国内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近年来出版了许多很有影响的着作。据“超星图书馆”读秀图书搜索，到2006年收录的与长征有关的着作达19000多部。有人还做了统计，从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发表关于长征的文章有1700多篇。
在1949年以前，主要是有关长征的报道、纪实。1949年至1978年，主要是当事人对长征的回忆，再有就是对长征资料的征集。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60周年时达到一个高峰。20年来，有关长征的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研究视角不断创新，高质量的着作不断问世。例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最早的版本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要早，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等。在长征系列丛书中，我们看到有许多过去我们不熟悉的东西也开始有人研究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着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石仲泉的《长征行》、李海文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还有一些回忆录，比如《杨尚昆回忆录·长征》、《刘华清回忆录·孤军长征》、《王诚汉回忆录·踏破万里长征路》、《赖传珠日记》、萧锋《长征日记》，以及萧华最着名的《长征组歌》。中国人民大学李安葆教授也写了很多有关长征的书。
2.外国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与评价
（1）《神灵之手》
第一本书是瑞士籍传教士勃沙特撰写的《神灵之手》。
鲁道夫?勃沙特的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随军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归国后，在整理后的手稿的基础上，于1936年8月出版了《神灵之手》。这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着作。勃沙特在这本书中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他在书中还写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经过各方面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2）《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第二本书是着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1936年6月，斯诺历经艰辛辗转来到陕北根据地。在陕北苏区，斯诺对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和普通战士进行了全方位采访。通过采访，斯诺发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报道和宣传是严重违背事实的。他在整理所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作者力求“作一番公开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道”。这本书是最早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着作，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全方位报道红军长征的着作，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斯诺的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而广为流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红军长征首选的蓝本。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三次来华进行访问。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也说明斯诺和我们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
（3）《伟大的道路》
第三本书是美国着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撰写的《伟大的道路》。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1937年3月来到延安进行了大量采访，以此为基础，最终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史沫特莱在书中以专章的形式介绍红军长征，展示红军在长征途中的英雄气概，并高度赞赏这一壮举。她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她认为，长征是在西康省境内的深山密林中所上演的伟大历史剧。
在这本书中，史沫特莱还详细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情况，成为该书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史沫特莱认为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长征已经结束，但红军还将会继续创造历史。
（4）《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第四本书是王安娜撰写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1936年初，德国人王安娜随丈夫王炳南来中国，此后她在中国生活、战斗了19年。1964年出版了《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在书中，王安娜写道：“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毋庸置疑，长征注定是红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伟大业绩”，“中国人睡醒了，正撼动着世界！”
（5）《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斗争生存的史诗》
第五本书是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斗争生存的史诗》。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曾经写过许多有关中国历史和人物的书籍，其重要的着作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威尔逊在该书中强调红军长征是一部“生存的史诗”，“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这就是长征精神带给世界人民的。
（6）《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第六本书是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1985年，索尔兹伯里出版了这部着作，并赞美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打跨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作者还把过去的红军长征与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论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还将继续。
（7）《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
第七本书是美国学者本杰明?杨所写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
作者把“红军长征”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力求构建一个研究模式——用“政治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本杰明?杨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
（8）《中国——长征》
第八本是由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的摄影家们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长征》。摄影家怀揣着对长征的敬仰来到中国，沿着历史上红军长征的路线拍摄沿途风光，向世界展示了红军长征路的崭新风貌。
画册撰稿人、英国评论家安东尼在书中给予红军长征以高度的评价，并且认为“长征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锻炼以后中国领导人的熔炉”。
90年代以来，外国人撰写的有关长征的作品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在外国人撰写的关于长征的作品中，也存在一些否定长征，进而否定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换句话说，今天历史虚无主义在长征问题上也是有所表现的。
比如，李爱德、马普安撰写的《两个人的长征》就存在一些错误观点的嫌疑。2002年10月16日，英国青年李爱德、马普安从江西于都出发,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用了384天时间，于2003年11月到达吴起镇，行程6294公里。但是在到达的前几天，他们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长征并不是25000里，而是12000到13000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李爱德在《两个人的长征》结尾时还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你要说二万五千里，也许就得把当时红军第二、第六、第四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这个说法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世界各地的报道有100篇之多。对此，我国研究长征的学者们对两个英国青年的说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王建强指出几点给予驳斥。
一是李爱德对红军基本历史常识认识的缺乏，将红二、六军团当成了红二、红六方面军，这是错误的。
二是通过详实列举历史文献资料，考证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提法的由来。
三是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各部队行军的复杂性，红军与英国青年在大的行军路线上，如经过县级以上的城市，双方基本一致是能够做到的，但要与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长征中的具体途经地点都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二者走的并不是同一条路。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能简单划等号的。
四是马普安、李爱德是根据行进速度、地图和路标估算距离的，这是错误的。首先，25000里是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得出的结论。其次，红军长征多半走的是崎岖的羊肠鸟道，打的是运动战，要筹款、打仗、做群众工作，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也是经常发生的。以上诸多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红军长征的行程。很显然，这些因素都是英国青年不曾遇到的。
李海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不容置疑，并且只多不少。
其一，作者依据红军1937年统计的原始资料，将当年红一军团直属队（机关部队）与现在两个英国青年所走长征路线经过的地点和里程进行逐一对比，发现由于行走路线有很大出入、交通条件迥异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等原因，英国人所走的长征路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容易、走得少，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其二，“二万五千里”的里程来历是：1937年统计的红一军团直属队的长征里程为18095里，行军271天；当年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计，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这里之所以不扣除途中休息的天数，因为中央机关所走的路是最少的，作战部队通常是机关部队的几倍。这也是军事常识。
其三，张爱萍之女张小艾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地方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于2005年重走红三军团的长征路，其汽车里程表显示为23000公里，又有步行2000里，共48000里。由于山高路远等原因，还没有完全走完当年红军所走的路线，所以即使扣除找路重复走的里数，也远远超过25000里。
中国军事科学院徐占权也以各种文献资料论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共中央经过严肃认真地计算而且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予以肯定，并郑重地、负责地向国内外宣布的，决不是虚构的。
红军长征经久不衰的影响在当代也产生了巨大的现实价值。
第一，它可以打破意识形态的偏见阻隔，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它可以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向世界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三）红军长征的地位与作用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长征的评价。
2.江泽民对长征的评价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长征，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长征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长征宣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长征的胜利，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深深植根于中国各族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长征的胜利，宣传了党的主张，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长征的英雄事迹，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也震惊了世界。长征的胜利，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的前进阵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红军担负起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的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的胜利，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经过长征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是我们党和军队最可宝贵的财富，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长征的胜利，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的最重要的保证。
3.胡锦涛对长征的评价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7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将士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红军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宣告结束，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战争的卓越能力，充分体现了红军将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充分证明了人民革命战争的正义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迎来了新的曙光，开辟了光明前景。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胡锦涛同志对长征的评价。
4.习近平总书记对长征的评价
2016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5.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否确立了领导地位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研究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历史问题上，存在着毛泽东是否确立了领导地位的问题。我这里讲几个学者的观点，来判断哪一种观点更符合实际。
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和军队的负责人都不是他，那么就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张闻天为首，同时突出“毛张周”合作。该观点认为遵义会议后不久在扎西召开的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张闻天主持，开始形成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人，可以说是“张闻天主政的开始”；再者，扎西会议的突出贡献之一体现在：“在组织上选出了党中央的领导人。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三人的合作，保证了毛泽东开始行使军事指挥权，即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张闻天为首、以周恩来为脊梁的新的中央领导的确立”，是“毛张周”三人合作共事，开始共同领导全党全军工作的良好开端。“毛张周”的十年合作共事，是党在走向成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的历史合力。这也是一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有学者认为，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时间问题上，遵义会议说、苟坝会议说、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说、红军长征胜利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说、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论据不足。遵义会议是确立过程的起点，中间经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延安整风，最终确立于党的七大。这种观点把这个时间拉得更长。这是第三种观点。
还有人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是指自遵义会议起，包括会后不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经历过最关键的五次职务变动，这五次职务变动始于遵义会议。
一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是1935年1月18日，毛泽东被指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军事上的唯一的帮助者。
三是3月4日，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成立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成为遵义会议确定的“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之一的朱德的政治搭档。
四是3月11日，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成立的新的军事“三人团”，成为成员之一。新的军事“三人团”就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五是8月19日，毛泽东取代遵义会议确定的“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全面负责党中央军事工作。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这就从组织程序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职务。这是一种观点，一个过程。
第四种观点认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其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学界目前虽然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起点和终点的认识上存在争议，但学界绝大多数是认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党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央党研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长征的胜利，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刚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是这样表述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的表述，显示了作者吸收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更能做到与时俱进。
我们说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贡献在哪儿？这个贡献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的贡献是提出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转兵，通道转兵、黎平会议应该说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在党内、在军内起了主导作用。毛泽东积极做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工作，使他们从“左”倾阵营中杀了出来，为会议召开创造了条件。那么，他做了谁的工作？这个大家都知道，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当时都在王明路线阵营，他们都受阵营实际的影响，通过毛泽东做工作，所以率先从王明阵营中杀了出来，特别是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并投了关键一票。
第二阶段，在会议中间，毛泽东积极发言，据理力争，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毫不留情的揭发和批判，得到了多数参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领导人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第三阶段，会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的表述是今天党史在这个问题上最权威、最新的一种表述，是正确的。
通过以上讲述，我认为长征是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长征是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核心形成的转折点。过去是“左”倾错误、右倾错误一再地犯，长征以后逐渐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第二，长征是中国革命道路从形成到成熟的转折点。我们知道，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得以确立，并为全党所能接受。
第三，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一直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并听命于共产国际。在遵义会议时，由于电台被打坏，我们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络。因此，遵义会议领导人的转变并不是通过共产国际，而是我们自行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选的党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就是向忠发，向忠发的当选也是由共产国际来指定的，而不是由党内多数人所认同的。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长征就是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的一种转折点。
第四，长征是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折点。长征以后新局面开始了，新局面也就是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建立起来。
第五，长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点。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长征和遵义会议就给了一个最清楚的说明。
第六，长征是中国革命从低潮到高潮的转折点。红军长征胜利之后，特别是红一方面军胜利之后，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在我们党的政策影响和感召之下，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而“一二、九”运动就是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的结论是长征是转折点，有以上六个方面的表现。
二、正确认识红军长征精神
（一）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我们要了解长征精神，必须首先了解长征的基本内涵。长征的基本内涵是什么？石仲泉对长征的内涵作了比较准确的概括。他说，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地是突围、转战、打仗等，应包括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次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再次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峻考验。这三方面的斗争和博弈，构成了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所包括的三方面的斗争，都有丰富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斗争，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战役最为激烈。红二、六军团则以乌蒙山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徽两康战役最为着名。红二十五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我们拍摄的电影《金沙江畔》，以及由筱白玉霜和新凤霞演绎的评剧《金沙江畔》，都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二方面的斗争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同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这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为什么不是以王明、博古、李德为关键呢？我们知道，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23日向忠发叛变，24日被国民党枪毙。随后，王明则到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走后，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而当时博古才24岁，是一个年轻的领导人，因此博古的经验不多，又同对中国历史丝毫不了解的李德两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由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二是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由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的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方面的斗争是同自然环境的斗争，以过雪山草地最为艰难。大家都知道，爬雪山、过草地，上面是爬雪山，下面是过草地，再下面是大渡河。在过雪山、草地时，红军损失的将领、战士非常多。
（二）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
1.早期长征精神的凝练
首先，我们先讲一讲早期长征精神的凝练。长征精神首先存在于其创造者和实践者，由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将士呈现。而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长征精神首先也是由长征的亲历者来凝练和塑造。
第一，陈云关于长征精神的最早概括。1935年6月，陈云受命离开正在长征的红军，赶赴上海领导开展白区工作，同年7月接受命令前往苏联。1935年8月，陈云追记红军长征的经过，并于1935年10月作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6年3月在法国巴黎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
长征精神最初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事实展现的，然而这些事实不可能是红军长征中的所有事实，最初的记述者们选择典型的事实作为长征精神的象征，传达了他们关于红军长征精神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成为长征精神的源头。
那么，在他们的记述中，所展现出来的红军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就是坚定的革命信仰、勇敢的牺牲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高度的组织纪律、同人民群众的患难与共。
第二，《红军长征记》：红军集体塑造的长征精神。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红军战士：“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为了响应上级的号召，广大的干部、战士拿起笔来开始撰写长征的故事。截至1936年10月底止，共征集到稿件200余篇，50多万字，这些稿件经过编委会的加工修订，最后形成了110篇30多万字的定稿，于1942年11月印刷，定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本《红军长征记》后来再出版就是《红一方面军长征记》。
第三，《雪山草地行军记》。在这两本书之后，记述红军长征经过的就是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均在巴黎《救国时报》中文版上连载。特别是《雪山草地行军记》，主要反映了红军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无畏、团结互助。夹金山每天下午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红军指战员只能靠辣椒水压寒，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咯咯地响”，“脸上也变成黝黑的颜色”，“然而他们革命热情的火焰，烧毁了夹金山的奇冷。并且红军间的革命友爱，经百战锻炼而来”。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中”，红军并没有“满脸不堪设想的忧虑”，下山时引吭高歌，“每个人都热烈地表现出克服了雪山困难的胜利”。
第四，董健吾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等。董健吾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以牧师身份在上海进行情报收集工作。
2.改革开放时期长征精神的凝练
1986年10月，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对长征精神作了最早的凝练。什么是长征精神？他说，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这是杨尚昆在1986年对红军长征精神的一种概括。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对长征精神作了进一步解读。他说，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江泽民同志概括的长征精神的五个方面。
3.新世纪对红军长征精神的凝练
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
2016年9月23日，刘云山同志在“英雄史诗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上指出，红军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集中展示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敢于胜利的革命风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始终是激励党和人民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长征精神。有的学者将长征精神的含义概括为八个方面，说长征精神的核心就是“坚持信念，逆境奋斗”，围绕这一核心，还能体现为：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心系民族、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百折不挠、勇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险、排除万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审时度势、扶正纠错的实事求是精神；团结一致、维护统一的顾全大局精神；互助友爱、生死与共的集体主义精神；以苦为乐、奋发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4.长征精神的特点
第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革命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的灵魂，也是长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内核，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它始终鼓舞着广大红军将士。《八路军军歌》把它概括为一句话：“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萧华将军写的《长征组歌》中有一句话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这都说明我们革命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在长征中不怕牺牲，就在于坚定的理想信念。
张闻天在《论青年的修养》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
第二，长征精神就是具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革命的英雄主义是长征精神的集中反映。在枪林弹雨和极其恶劣的生态环境下，红军战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萧华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战士们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
第三，长征精神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政治觉悟。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路线的胜利。在长征中，红军的各级党组织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每个共产党员起了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困难和危险面前，不搞特殊化，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第四，长征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互助、不谋私利的精神。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党的利益与小团体利益、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表现了顾全大局、不谋私利的崇高品质；在坚守阵地、按时抢占战役要地、拥政爱民等方面，表现了铁的纪律性；在困难和生死面前，表现了阶级友爱、互帮互助和在关键时候宁可自己牺牲，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的高尚情操。这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特别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关键时刻尤为需要。
第五，长征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指挥我们的军队，不仅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还指挥了着名的三大战役。萧华在《长征组歌》中就写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六，长征精神就是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大利益的精神。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是指，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发布的宣言。应该说这个宣言是在长征之前，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不断入侵，中华临时中央政府做的政治上的表示，我们红军长征胜利之后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制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三）怎样理解长征精神
学界对长征精神的理解是丰富多彩的。这里我做一个扼要的介绍。
第一种观点是，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唯一一次在动态环境中产生的革命精神，它的突出特征是革命英雄主义。由于强敌的围追堵截，巨大的环境压力，艰难困苦相伴，危难生死系之，长征精神显露出极具魅力和辉煌的一面，这就是革命英雄主义。一方面突出地贯穿于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也突出地贯穿于参加长征和掩护长征的整个红军中，革命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悲壮豪迈，在整个世界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也有外国媒体评论认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奇迹，不理解长征精神，就不能理解中国，就无法同中国进行充分的交流；长征是人类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历史记录，在长征中诞生的长征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自豪和顽强意志，从这种精神中可以看到中国在现代世界史中将发挥中心作用的潜力。
今天的中国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特别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是中国引领世界的开端。由此可见，长征精神已经超越了国界，走向了世界。
第二种观点是，长征精神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哲学概念，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其一，长征精神是一种革命精神，它源于革命先烈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伟大实践，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
其二，长征精神是一种民族精神，它是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传统美德的完善结合。
其三，长征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它是时代的需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第三种观点是，红军长征精神具有一种极为可贵之处，那就是他们对党不仅表现出高度的第一种忠诚，而且还具有高度的第二种忠诚。第二种忠诚就是在行动上坚持执行党和上级命令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提出不同主张，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党的上级组织的决定是错误的，能勇于帮助其纠正错误，这是一种更高层次、更本质的忠诚。
第四种观点是，长征精神应该是永恒的，支撑信仰的长征精神永不泯灭。信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概念，它常常会随着时间和环境及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改变。然而，风雨飘摇的近代历史可以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带入国富民强的世界强国之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万变不离其宗的长征精神。
第五种观点是，来自国外学者的“长征情结”，认为长征精神应该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长征所表现出的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信念和品德，已作为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是不受时代、环境和国度限制的，它可以也应该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长征是一次举世无双的，充满理想、勇气和献身精神的集体主义壮举，20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从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中,人们必然能获得教益。
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长征的精神。
（四）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第一，红军长征精神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3亿多中国人的共同期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做支撑，而红军长征精神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支撑。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英雄史诗不朽丰碑”主题展览时强调，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第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有助于凝聚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正是这两种精神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攻坚克难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其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其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其三，中国精神与红军长征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才能更好地凝聚中国精神，才能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凝聚中国人民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三，长征精神有助于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方案》指出，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主要是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等等。这些是在《方案》中对党员存在的问题所作的明确的说明。
怎样解决理想信念和党员党的意识缺失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弘扬红军长征精神。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都强调坚定党员理想信念的问题。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革命理想高于天”，来说明坚定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5年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我们知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夏明翰的绝命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是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的诗句。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